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谁在起主导和权威的作用，绝不是长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需要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和十次、百次的成功或失败的实践。在可以把几十年不能说的真话说出来的科学春天甩，在政治的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神坛可以被推倒的实事求是的开放年代，黄汲淸勇敢而坦荡地站出来说大庆油田是他和谢家荣等一批科学家用大地构造理论发现的话时，我坚信，其原因也在这里。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日本法西斯残酷奴役中国人民的最艰苦岁月。黄汲清出于崇髙的爱国主义和对石油地质科学的至诚至爱，克服重重困难，致力于研究与实践。1937年10月，抗日的战火已燃烧到华东地区，黄汲清不得不丢下+中的罗盘与锤于，组织地质调查所员工，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迁往长沙。刚落脚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地质调查所又一次大搬迁、先是在陪都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小镇。当前方战火纷飞时，后方的黄汲清则在他那块熟悉的故土上大举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工作。其中突出的重大发现有闻名于世的陆丰自贡恐龙动物群的发现，威西大盐矿和渡口宝鼎山大铁矿即现在的攀钢的发现。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令黄汲清一直引以为豪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威远大天然气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