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中唐以后的史学思想的发展。史学的通识明显地表现这一点。
理学家用“理气”说，贯通天人古今，以天理流行的情况作为划分历史的依据。在理学家、史学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历史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分成先王、后王，或者说分成三代以前和三代以后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用二程的话说是，先王之世，是以道治天下，后世以法把持天下。邵雍以皇、帝、王、霸四段概括中国历史的变化。朱熹提出的历史过程论，完全渗透理学思想，把中国历史打成两截：三代和三代以后。他说这两个阶段不同：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史学家同样表现出对三代的推崇，司马光是这样，马端临同样有这样的倾向。他一方面指出，制度要因时变化，“返古实难”；另一方面，他认为三代以前是公天下，夏以后是家天下，秦始皇灭六国后，“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
理学家认为对历史兴衰起作用的是天理，“理”是封建纲常名分。理学家、史学家多从这样的角度谈历史的兴衰，以“理”总结兴亡得失。司马光认为维持纲常名分的等级制度，是使“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的根本的办法。史臣论赞、史评、史论作品，大多数是严守天理标准评价历史事件，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