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喝的大概是她们秘制的一种麻醉药,因为第二天我很晚才醒,但头痛欲裂,还有点发烧,半晌方始记起上一天那件可怕的事。嘉尔曼和她的女朋友替我换了绷带,一齐屈着腿坐在我褥子旁边,用她们的土话谈了几句,好像是讨论病情。然后两人告诉我,伤口不久就会痊愈,但得离开塞维尔,越早越好;倘若我被抓去了,就得当场枪毙。
“小家伙,你得找点儿事干啦,”嘉尔曼和我说;“如今米饭和鳕鱼,王上都不供给了,得自个儿谋生啦。你太笨了,做贼是不行的。但你身手矫捷,力气很大;倘若有胆量,可以上海边去走私。我不是说过让你吊死吗?那总比枪毙强。搅得好,日子可以过得跟王爷一样,只要不落在民兵和海防队手里。”
这鬼婆娘用这种怂恿的话指出了我的前途;犯了死罪,我的确只有这条路可走了。不用说,她没费多大事儿就把我说服了。我觉得这种冒险与反抗的生活,可以使我跟她的关系更加密切,她对我的爱情也可以从此专一。我常听人说,有些私贩子跨着骏马,手握短铳,背后坐着情妇,在安达鲁齐省内往来驰骋。我已经在脑子里看到,自己挟着美丽的波希米姑娘登山越岭的情景。她听着我的话笑弯了腰,说最有意思的就是搭营露宿的夜晚,每个罗姆拥着他的罗米,进入用三个箍一个幔支起来的小篷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