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喝的大概是她们秘制的一种麻醉药，因为第二天我很晚才醒，但头痛欲裂，还有点发烧，半晌方始记起上一天那件可怕的事。嘉尔曼和她的女朋友替我换了绷带，一齐屈着腿坐在我褥子旁边，用她们的土话谈了几句，好像是讨论病情。然后两人告诉我，伤口不久就会痊愈，但得离开塞维尔，越早越好；倘若我被抓去了，就得当场枪毙。
“小家伙，你得找点儿事干啦，”嘉尔曼和我说；“如今米饭和鳕鱼，王上都不供给了，得自个儿谋生啦。你太笨了，做贼是不行的。但你身手矫捷，力气很大；倘若有胆量，可以上海边去走私。我不是说过让你吊死吗？那总比枪毙强。搅得好，日子可以过得跟王爷一样，只要不落在民兵和海防队手里。”
这鬼婆娘用这种怂恿的话指出了我的前途；犯了死罪，我的确只有这条路可走了。不用说，她没费多大事儿就把我说服了。我觉得这种冒险与反抗的生活，可以使我跟她的关系更加密切，她对我的爱情也可以从此专一。我常听人说，有些私贩子跨着骏马，手握短铳，背后坐着情妇，在安达鲁齐省内往来驰骋。我已经在脑子里看到，自己挟着美丽的波希米姑娘登山越岭的情景。她听着我的话笑弯了腰，说最有意思的就是搭营露宿的夜晚，每个罗姆拥着他的罗米，进入用三个箍一个幔支起来的小篷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