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与应用于技术的自然科学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被解释成一种统治知识。这种情况可以被归结于这一事实，即作为“权力工程师”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阐释者更接近于这种思维方式，而不是更接近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阐释的、富有意义的思维方式。但是，在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中一再出现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肤浅化的“唱反调的人”，这也绝不是偶然的。然而，他们的呼吁或者不被当权者所理解，或者被惊恐地视为维持“现存秩序”的威胁而遭到镇压。
在苏联意识形态家唯物主义的、技术主义的思想中，源于马克思哲学的人道内容则成了特例。革命不再以实现具体的人的解放为目标，而是以实现“生产力的自由的蓬勃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为旨趣。青年马克思所谈到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战胜了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
严肃地来讲，格洛普的文章本身可能并不要求是“科学性的”。他的论战可以被看作“意识形态阵线”上阶级斗争的一个片断。敌人则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想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幌子下把唯心主义的特洛伊木马私运到陷入重围的苏联唯物主义要塞中。格洛普从战略性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所以，他也用当下的危险来说明他的论战的尖锐性。虽然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就力主进行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以便由此来创造反对（布哈林及其追随者）机械论的平衡力量，但这在今天的德国是毫无必要的。眼下，党内的主要敌人就是黑格尔化的唯心主义。如果说，在这场斗争中格奥尔格·卢卡奇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党的一些思想集团中还一直保留着对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鲜活记忆。像格奥尔格·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这样有声望的思想家是不会被如此轻而易举地塞入苏联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空洞模式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