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格而通之”、“内外交相成”的认识论。在程朱“格物穷理”和心学的“求理于吾心”争论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叶适在认识论上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格物”是“格而绝之耶”，还是“格而通之耶”？[222]“绝物”是主观与客观相隔绝，“通物”是主观与客观相通。一“绝”一“通”概括了对待客观实际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叶适肯定了人类的认识是来源于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受客观世界的决定，一刻也不能脱离客观世界。他说：“中庸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物之至我，其缓急不相应者，吾格之不诚也。”[223]在这里，叶适运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解释了“格物”的含义，指出格物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从而取得对事物的认识。这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与程朱的“格物穷理”、心学的“格物格心”说完全相对立的。关于获得知识的途径，叶适提出了耳目与心官并用的“内外交相成之道”。也就是说，叶适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人的耳目与心官并用，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综合过程。其中感性认识是依靠于“耳目之官”获得的，是“自外入以成其内”的认识；而理性认识是依靠于以“心为官”获得的，是一种“自内出以成其外”的认识，二者交互作用才能形成全面的知识。所以，叶适说：“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224]以此，叶适批评朱、陆等人“专以心性为宗主”，耳目之官废而不用，其结果只能是“舍实事而希影像，弃有用而为无益？此与孟子所谓‘毁瓦画墁’何异，盖学者之大患也。”[225]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朱、陆等人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实质及其社会危害性。